一行法师传

一行法师传

一行法师，是我国古代有名的天文学家，也是密宗教理的组织者。他生于唐高宗弘道元年（６８３），圆寂于唐玄宗开元十五年（７２７）十月，年仅四十五岁。 　　一行法师原籍魏州昌乐县（依《旧唐书》卷一百九十一之说，当今河南省南乐县境，《宋高僧传》作钜鹿），本姓张，名遂，是唐初功臣张公谨的后裔。天资聪敏，过目不忘。二十岁左右，已博览经史，精于历象阴阳五行之学。一次，他几天之内写成《大衍玄图》及《义诀》各一卷，阐释杨雄的《太玄经》，得到名藏书家尹崇的奖誉而声名大震。当时武三思独揽朝政，猜忌正士，出于某种意图，想与一行法师结交。一行法师鄙薄他的行为，隐而不见，适遇普寂禅师在嵩山弘扬禅要，参听之后，深受感动，就礼普寂为师，落发出家，时年约二十四、五岁。 　　出家之后，得到普寂禅师的许可，四出参访，《高僧传》说他不远千里到浙江天台山国清寺跟一位隐名的大德学习算术，内外学的造诣因而更深，名声也更大了。唐睿宗即位（７１０，一行法师二十八岁）之后，曾派东都留守韦安石以礼征聘，一行法师称疾坚辞，却徒步走到湖北当阳去从悟真律师学习毗尼。 　　开元五年（７１７），唐玄宗命一行法师的族叔礼部郎中洽亲自去湖北请他入朝，协助善无畏翻译《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》（即《大日经》）。 　　唐玄宗请一行法师进京，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要整理历法，从新旧《唐书•律历志》的记载看来，一行法师开始草拟《大衍历》是在开元九年（７２１），到开元十五年（７２７）完成，共经过六、七年的时间。在这六、七年中，他的工作非常紧张。在历法方面，他要做许多准备工作，如《新唐书•艺文志》所载的《历议》十卷、《历立成》十二卷、《历草》二十四卷、《七政长历》三卷等书，都是为草拟《大衍历》所提出的重要文献。此外他还要收集实测的资料，如《旧唐书•天文志》云：“玄宗开元九年，太史频奏日蚀不效，诏沙门一行法师改造新历。一行法师奏云：今欲创历立元，须知黄道进退，请太史令测候星度。”这是从天象方面去找立论的客观根据，因此他又必须制造天文仪器以供测候之用。 　　《新唐书•天文志》说：开元十一年（７２３），一行法师和率府兵曹参军梁令瓒，用铜铁铸成可以测量星宿运动和考察月球运行规律的黄道游仪。测候结果，证实了恒星的位置有移动，画成三十六张图，深得唐玄宗的嘉许，亲为黄道游仪制铭。接着，一行法师又受诏和梁令瓒等制造浑天仪。浑天仪又称浑仪，是我国古代研究天文的重要仪器，创始于西汉武帝时代的洛下闳。东汉安帝元初四年（１１７），张衡就改用漏水来转动；后来又屡有修改，经过一行法师和梁令瓒的改制，才比较完备。《旧唐书•天文志》说：“铸铜为圆天之象，上具列宿赤道及周天度数。注水激轮，令其自转，一日一夜，天转一周。又别置二轮络在天外，缀以日月，令得运行。每天西转一匝，日东行一度，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，凡二十九转有余而日月会，三百六十五转而日行匝。仍置木柜以为地平，令仪半在地下，晦明朔望，迟速有准。又立二木人于地平之上，前置钟鼓以候辰刻，每一刻自动击鼓，每辰则自动撞钟。皆于柜中各施轮轴，钩键交错，关锁相持。既与天道合同，当时共称其妙。铸成，命之曰水运浑天俯视图，置于武成殿前以示百僚。”由此可以考见当时的创造精妙。 　　《新唐书•天文志》又说：“中晷之法：初（李）淳风造历，定二十四气中晷，与祖冲之短长颇异，然未知其孰是。及一行法师作《大衍历》，诏太史（按即太史监南宫说、太史官大相元太等）测天下之晷，求其土中，以为定数。”这就是用圭表测量日影于同一时间在各地投影的差数（即所谓“影差”），以计算太阳距离赤道南北远近的方法。如太阳走到最北而位置最高的时候，圭影最短，就是夏至节；太阳走到最南而位置最低的时候，圭影最长，就是冬至节，依此可以区分二十四节气和测定时刻。一行法师根据当时实测的结果，计算出来大约五百二十六里（唐里小程每里为三百步，合４５４．３６３公尺）二百七十步，影差二寸有余，纠正了《周髀算经》“王畿千里影差一寸”的说法。影差与北极的高度有关，而一地的北极高度即等于该地的纬度。所以一行法师“大率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而极差一度”的议论（《新唐书•天文志》），就是说明纬度一度的长度，亦即子午线一度的长度，比公元８１４年回教王阿尔马蒙的实测子午线早九十年。《新唐书•天文志》说，一行法师根据许多资料作《复炬图》，南自丹穴，北至幽都，每极高移动一度，就注明它的差数，可用以确定日蚀的偏全和昼夜的长短。后来昭宗时代（８８９—９０３）的边冈重订历法，认为一行法师此图非常精粹，是不可磨灭的作品。 　　《大衍历》的主要著作《经七章》一卷（《新唐书•艺文志》作《开元大衍历》一卷），大约是一行法师在开元十二年（７２４）开始写的。一行法师圆寂后，经过张说的编次，和《长历》三卷、《历议》十卷、《立成法》十二卷、《天竺九执历》一卷、《古今历书》二十四卷（或即《新唐书•艺文志》之《历草》二十四卷）、《略例奏章》一卷，合并为五十二卷，总称为《开元大衍历》。 　　后来，太史令用灵台候簿核对，证明《大衍历》相合的十之七、八。所以《新唐书•历志》说：“自太初（汉武帝）至麟德（唐高宗），历有二十三家，与天虽近而未密也；至一行法师，密矣。其倚数立法，固无以易也；后世虽有改作者，皆依仿而已。” 　　一行法师关于《大衍历》的著作，可惜流传下来的已经不多；当时以及后代对于他的技术之巧、历算之精，非常景仰，因此别人的许多有关著作，也用一行法师的名字。查各书所载，用一行法师名的计有三十二种七十五卷，多数出于依托，因为大都佚失，现已无法详细楷定。至于《旧唐书•一行法师传》所说的《大衍玄图》一卷、《义诀》一

卷和《后魏书》中的《天文志》（《宋史•艺文志》著录后魏《天文志》四卷），可能是一行法师的作品，可惜也已散失，无从稽考了，但他对于天文学的巨大贡献和功绩，是不可磨灭的。 　　一行法师的佛教著作见于著录的有：《摄调伏藏》十卷（《宋高僧传》作六十卷）、《释氏系录》一卷、《大日经疏》二十卷、《药师琉璃光如来消灾除难念诵仪轨》一卷、《大毗卢遮那佛眼修行仪轨》一卷、《曼殊室利焰曼德迦万爱秘术如意法》一卷、《七曜星辰别行法》一卷、《北斗七星护摩法》一卷、《宿曜仪轨》一卷，共八种。其中《释氏系录》已佚。《药师琉璃光如来消灾除难念诵仪轨》等，或属于金、胎合部，或属于胎藏部，都是通常的密教仪轨。《七曜星辰别行法》前面有一段似序非序的文字，可以证明它和相传是“一行法师禅师修述”的《梵天火罗九曜》，皆出于后人的依托。所以一行法师的佛教著作应以组织密宗教理的《大日经疏》为代表。 　　据《续古今译经图记》所说，善无畏为一行法师在洛阳大福先寺翻译《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》是在开元十二年（７２４）。而崔牧《大日经序》说，译毕之后，一行法师“重请三藏和上敷畅厥义，随录撰为记释十四卷”；即《大日经疏》的著作年代，大约在开元十三年（７２５）。至于《经疏》的名称，或称《义释》，或称《义记》，卷数也有七卷、十卷、十一卷、十四卷和二十卷的不同，内容也不完全一致。据说一行法师临终命弟子智俨、温古改治《疏文》，更名《义释》，因而传抄有异，但理论上并无出入。 　　《大日经疏》对于中国密宗的贡献，除了把经中“文有隐伏，前后相明，事理互陈”（温古《大日经义释序》）的地方解释明白，保存了善无畏所传的图位，和注明许多事相的作法与意义之外，更重要的是发扬大乘佛教世出世间不二的积极精神，使密宗教理合理化，而一行法师就是这种精神的实践者。 　　据《开元释教录》、《续古今译经图记》、《宋高僧传》等书所说，一行法师又曾从金刚智咨询密法，请译金刚顶瑜伽中《念诵法》四卷，《佛说七俱胝佛母准提大明陀罗尼经》一卷，

并受灌顶。因此一行法师是传承胎藏、金刚两部密法的大阿闍黎。他在我国佛教史上的地位是极为重要的。可惜他积劳成疾（玄宗撰碑文有吐血忘倦之语），不到五十岁就圆寂了。《旧唐书•一行法师传》说：玄宗赐谥曰大慧禅师，并“为一行法师制碑文，亲书于石，出内库钱五十万为起塔于铜人之原。明年，幸温汤，过其塔前，又驻骑徘徊，令品官就塔以告其出豫之意。更赐绢五十匹以莳塔前松柏焉”。可以想见当时朝廷对于一行法师的尊仰和怀念；一行法师所贡献于我国古代文化的功绩，也将永远昭垂史册。